讓後生回歸庄頭學習――「庄頭有教室：美濃文化體驗營」的思考與實踐。

從原住民部落到客家庄頭

往年的暑假前夕，美濃愛鄉協進會、美濃八色鳥協會皆會規劃志工培訓的相關活動，希望透過課程的安排，召募旗美地區的年輕學子擔任黃蝶祭志工，從中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然而，基於第十四屆美濃黃蝶祭將會擴充至黃蝶翠谷旁的廣林（九芎林）社區舉辦，協會一方面顧及志工培訓的延續，另一方面則是欲提前活化廣林社區的居民意識，因此，在營隊活動的規劃期間，腦海不禁回憶起大學學長姊besu、muni總是在暑假選定數個部落舉辦「部落有教室」活動，透過課程的安排規劃，讓工作人員、參與孩童多少會觸及到目前部落教育的課題，刺激思考。在此，我必須很誠懇地感謝他們，開啟了我對於「庄頭有教室」的最初想像。

此外，在紀錄片《阿美嘻哈》和《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一書中，原是新竹客家人的蔡政良（Futuru）大哥對於都蘭部落「巴卡路耐」的傳承經驗和營隊操作方式，及其營隊後所培育出的「拉千禧」年齡階層，我看到都蘭部落的年輕人如何在傳統保存和現代創意之間，尋找出一個平衡的支點，既可呼喚年輕一代願意主動親近母體文化，亦可藉由現代的、青年的文化創意去轉化傳統的文化內涵，以因應部落目前所面臨的各種文化變遷情境，我認為從原住民部落到客家庄頭的越界思考，的確提出了可供匯通的部份，透過不同面向、課題與脈絡的仔細探究，或許，我們可以調整出適合美濃客家文化生態的營隊活動形式。

但更為重要的是，都蘭部落年齡階層組織（Kaput）對於彼此之間的尊重、關懷和娛樂，如此的親密關係是美濃客庄所缺乏的。因此，當縣道一八四的馳騁速度將美濃開往更具現代性的情境時，我們如何在此一情境下的疏離距離中，重構人與人之間、人與地方之間的親密關係，這便是「庄頭有教室」營隊的出發點。

這個夏天，你想要留下什麼？

「這個夏天，你想要留下什麼？」這是「庄頭有教室」學員營隊手冊中的一篇簡短前言，主要是希望參與營隊的工作人員和學員們能夠誠實地去面對這個問題，畢竟，一年之中，只有夏天是美濃回歸為數最多在地後生的時節，那麼對於這個夏天，身為美濃後生的我們，想要留下什麼？

藉以前述所提及「庄頭有教室」的親密關係出發點，另外，營隊仍欲實踐兩項意義目的，其一為「人」的活化，其二為連結美濃的社區網絡。前者的思考在於認知到一個地方的活化其實來自於「人」的活化，美濃愛鄉協進會透過「庄頭有教室」的營隊舉辦，期待重新活化先前累積的美濃後生會網絡，扎實地捲動在地後生們（大專青年和國、高中學生）的對話、交流管道，建立更為親密的關係情誼。並且，在營隊課程結束之後，即將到來的「第十四屆美濃黃蝶祭」更是讓學員得以實際參與社區行動、社區公共事務的機會，如此一來，便可提高學員青年參與社區的主體性意義價值，以及享受共同行動、參與的樂趣。

後者則是著重於以社區參與、在地關懷為主軸，規劃出多元的室內、戶外踏查課程，並且，選定「社區傳播」作為實踐的起點，讓學員們透過實地的踏訪、口述採集，觸及社區傳播作為小眾、另類傳播的深刻意涵。不僅於此，我們更邀集廣林社區發展協會的溫文相大哥以其庄頭的在地人視野，進行課程上的支援和諮詢，藉以提供學員們更為豐富、宏觀的在地視角，轉化以往工作導向的志工培訓方式，更在地方文化教育課題上回饋給學生、學校和社區。

廣林（九芎林）的地方、故事和常民

這是營隊的第二天。美濃，在陽光燦爛的清早，身著營隊隊服的組長們，帶領著組員於美濃雙峰公園集合，我們一行人排列成直線迤邐地流竄於稻田旁的街道，直接抵達座落於水圳田野邊的廣林開基伯公和里社貞官，再由廣林社區發展協會的溫文相大哥帶領著大家腳踏單車穿梭於廣林的街巷和夥房，走入九芎林的地方、時間和常民生活。而一向平靜緩慢的庄頭步調，突然因為湧入活潑的後生們，立刻引起了社區居民的注意。事實上，此一導覽安排是為了讓學員們提早熟悉下午的「庄頭大眼睛」實地採訪課程，而喚起社區居民的注意亦是附帶的隱性效用。

「庄頭有教室」的預期成果是希望各組組長帶領著國、高中學員實際地走入社區，和阿伯、伯姆談天說地，輔以事前擬定完成的訪談問題，進而深入地方的歷史脈絡，採集屬於在地的歷史和故事，最後，在這個說故事、聽故事的採訪過程中，能夠意識到地方記憶衰退、故事萎縮的危機感。第二天的室內課程經由蘇福男大哥講述「小地方的採訪經驗與寫作實務」，林福岳老師分享「社區營造與傳播」的美濃經驗，以及花蓮玉里福音社區的傳播經驗過後，「庄頭有教室」的學員們沐浴在白花花的陽光下，整裝好攝影、錄音的行頭和心情，便隨著各組組長的步伐，邁向廣林的點滴故事。

營隊針對廣林社區設定了五個採訪點，分別是宣化堂（老善堂）、聖化宮（新善堂）、消失藍染的「布店寮」、凹下的九兄弟夥房以及「磚仔窯」的故事，定點本身各自觸及了美濃在地的歷史情境、家族歷史、舊地名（九芎林、凹下、茅窩、廣福庄）命名、藍染的歷史脈落和知識，以及曾經的磚窯故事。各組組長們先以流利的客語問候廟宇旁、夥房內的長輩，而阿婆、伯公、阿伯們也熱情地招呼學員們坐下，在如此聽故事和說故事的交流過程，後生們開啟彼此的對話，我們何其有幸，可以親耳聆聽到趨於逝去的過往種種，一股感動的情緒竟在鼻頭上酸澀了起來，恍惚間，我們彷如親眼重現長輩們一字一句拼湊而成的故事畫面，情境重生。

庄頭大眼睛：踏查報告分享

事實上，「庄頭有教室」營隊按照年齡階層可分為高中組和國中組，但以營隊的整體表現看來，令我感到意外的卻是國中組優異的表現，雖然採訪的安排，是以高中生組主動參與發問、訪談的過程，國中生組只能在側靜靜地觀察和聆聽，但在閱讀國中學員們繳交來的分享心得過後，童稚的言語透露出迫不及待的成長湧動，單純的雙眼也透視了「庄頭有教室」營隊欲表達的意義目的。

營隊的第三天，廣林社區活動中心的二樓，我們遇見了彼此的故事。偌大的白色牆面上投射著各組拍攝的光影景像和聲線，各組組長引領著學員上台分享昨日的踏查報告，有故事、有知識、也有訪談過程的趣事，學員們陸續提及「庄頭有教室」三天過程後的總結感想，有人開始意識到文化流失的危機和傳承的必要，有人害羞地表示非常高興能夠認識大家，當然，也有非美濃人、非客籍的學員，語出驚人地表示「客」家人的「客」，是否是因為客家人好客之故。無論如何，「庄頭有教室」不僅讓庄頭長輩、美濃愛鄉協進會和營隊工作人員相當感動，我相信在訪談過程中的小小刺激、改變，對於參與學員勢必產生了些許影響，無論是大、是小，美濃愛鄉協進會在美濃後生的心中播下了種籽，讓我們期待日後的發芽和茁壯。

評介臺灣省教育會，《兒童劇選》。

書名：兒童劇選

編者：臺灣省教育會、黃鷗波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年月：民國37年12月初版

假如這個時代的文學史還值得一寫的話，寫這部文學史的人將發現我們所受的影響很複雜。──夏濟安（1916-1965）

關於戰後初期（1945-1949）的臺灣文化場域，一直是處於清理與重整交錯的變動狀態。並且，與外部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密切相關。

自1945年8月，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立即遣派陳儀來台，設置一個極為特殊的統治機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進行接管與重建的工作──其中，在文化層面上，最為關鍵的治理概念，就是「去日本化」以達到「再中國化」的目的。具體地說，在1945年3月頒布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裡面，就已清楚地點明：「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可以想見，在這樣接管臺灣的中國國族潛意識下，自然是將日本統治、殖民過的臺灣，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遺毒」或「奴民」，必須全面、徹底地肅清：「本省過去日本教育方針，旨在推行『皇民化』運動，今後我們就要針對而實施『中國化』運動。」

而這個「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是以語言、文字與歷史為重點推動項目，其中，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具體實施方案，便是「國語推行運動」與三民主義的教育。事實上，1945年12月31日，陳儀就透過廣播向全島發佈「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他明確地表示：「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應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間，加緊教學。」因此，這樣由官方體制全力主導的教育與文化政策，對於戰後初期臺灣文化場域的形構、掌控，或是日後我們在反省種種文化課題時，皆具有無法抹滅的深刻影響。

藉由這幅時間布幕的搭建，我們便不難理解「1948年5月臺灣第一場兒童劇場的公演」的歷史情境與文化問題。事實上，這場由臺灣省教育會（該會於1946年6月16日成立，首任理事長為游彌堅）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辦的「兒童話劇試演會」，分別有永樂國校演出的「悔悟」、太平國校演出的「吳鳳」、大橋國校演出的「學生服務隊」、日新國校演出的「我愛祖國」等劇目。並且，在演出結束後，由黃鷗波（1917-2003）將這些劇本選編成《兒童劇選》一書，交由東方出版社印製、出版。

《兒童劇選》一書中，總共收錄了蕭良政〈我愛祖國〉、吳慶堂〈悔悟〉、黃鷗波〈共同協力〉與魏訥〈學生服務隊〉等四篇簡短、精要的劇本。而這些演出劇目的表達核心，幾乎與當時官方所宣導、施行的國語和三民主義教育，還有中國文化意識型態，完全符合，甚至還以「國語推行運動」作為這場兒童話劇演出成效的預設目的。在《兒童劇選》的序言中，編者就開宗明義地陳述：「在推行國語來說，能夠把學校裡的國語，帶上感情和動作，變成社會生活上的日常語言，也就是普及國語方面的一個實驗。……更要緊的是，這批小朋友們成人後；在十年八年的將來，如歌仔戲文明戲等類，我們所嘆息不已要改革的低級藝術，因為我們九牛一毛的力量沒法推倒的舊形式娛樂，就會被它所遺棄，用不著我們去費力，自然地沒落消滅。」

而如同序言所表述的教育策略，更完全呈顯在〈學生服務隊〉的創意發想當中。這齣戲，主要是講述一群滿懷理想的莘莘學子，利用暑假的空閒時間，奔走大街小巷、聚集人群，在街頭開設課程，熱心教導一般大眾學習注音符號與四聲調，並且，過程中還不時地穿插「注音符號歌」、「國語運動歌」、「大家齊來學國語」等合唱歌曲，藉以宣揚「國語推行運動」的意義目的。此外，在〈我愛祖國〉的劇本裡面，更呈顯出戰後初期「再中國化」的文化意識型態――從賤斥臺灣為奴化遺毒、「不自由勿寧死」的反共意識，到回歸祖國的文化認同――這些意識型態隱而不顯地潛伏於劇中人物的塑造與對話，像是該劇就安排了一位「服裝華麗些，有點公子哥兒派，中日本的毒很深」的男孩為負面角色，似乎頗有醜化日本之嫌；或是劇裡出現「只有做日本人走狗的，才說日本人好，不做走狗的，都不這麼說」、「咱們臺灣又回到中國的懷抱來了，因為中國是臺灣嫡親的媽媽」，以及「再窮，再苦的媽媽，還是咱們的媽媽」等具有強烈國族意識的對話。

最後，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兒童劇選》一書的編選單位「臺灣省教育會」與出版單位「東方出版社」，其實都分別反映出戰後初期臺灣文化場域的「重整」狀態。事實上，「臺灣省教育會」與集結臺灣本地知識份子的「臺灣文化協進會」，是在同一天、同一地點雙雙成立的，而兩者皆推舉游彌堅擔任理事長；同樣地，「東方出版社」也是由臺灣本地知識份子共同集資、創立而成，以推展國語文教育、傳揚中華文化為出版社的目標，當時的參與者有游彌堅、林呈祿、黃純青、黃得時、陳逢源等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游彌堅對於「國語推行運動」的熱烈回應，其實是出自於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囚禁數月，清楚體認到「文化與教育的差距，會鑄成歷史的錯誤」的衝突，因而積極投入戰後初期官方國語教育的推動。

或許，透過《兒童劇選》的細心閱讀，我們不只可以觀察到「國語推行運動」的全面性動員，還有背後隱藏的中國文化意識型態，更可以藉此思考、反省臺灣本地知識份子如何回應「再中國化」的文化認同難題。

參考資料：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34年3月14日侍奉字15493號總裁（卅四）寅元侍代電修正核定〉，收入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12），頁49。

〈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三十四年除夕廣播〉，收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1輯（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05），頁41-45。

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臺北：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08），頁148-15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2），頁26-39。

評介鹿野忠雄，《山と雲と蕃人と：台灣高山行》。

書名：山と雲と蕃人と：台灣高山行

作者：鹿野忠雄

譯者：楊南郡

出版社：東京，中央公論社（譯著：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年月：昭和16年8月（譯著：民國89年2月）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我們重勘日治時期歷史的重要概念和視角。它不只開展出重新審視台灣總督府在台建立起的種種政策、制度的反省向度，更微妙地反映了被殖民者（特別是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如何擺盪於認同與抵抗之間的「協商」狀態。尤其，在原住民學者孫大川為日籍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展覽，所撰述的文章〈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就曾提到：「其實，對於像我們這樣沒有文字來紀錄自己歷史的族群來說，家族的記憶和早期人類學者的研究，乃是我們自我認識或捕捉祖先面貌的狹窄管道。」雖然，孫大川肯定日籍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和學術上的貢獻，卻又審慎地反省他們對待台灣原住民各族文化的博物館式的「分類」研究――因此，當我們在面對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議題時，其實並不能單純地通過認同／批判的路徑來理解，而是需要更敏銳地察覺出背後可能隱含的殖民政策或知識建構的目的。

然而，在這樣龐雜、糾結的原住民議題當中，我們特別不可忽略當時被譽為日本三大「高山文學」名著的《山と雲と蕃人と：台灣高山行》，主要原因在於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相關著作，大多是偏向學術性的討論課題或研究報告，但是，在鹿野忠雄（1906-1945）所撰述的《山と雲と蕃人と》書籍內容中，雖然也穿插著不少關於台灣山岳、動植物、民俗學知識的課題，他卻以極為特殊的審美感知的文學筆觸，細膩且抒情地逐一描繪出眼前所見的一景一物，並且，勾勒自己攀登新高山系（玉山山脈）的路線地圖，迤邐展開踏查的跡線。我認為，這是一本可以較為簡單接觸日治時期原住民議題、且閱讀性極高的作品。藉由鹿野忠雄的手記文稿，我們不只可以窺見近百年前台灣山岳的自然生態與人文分佈，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去思考，當鹿野忠雄艱辛地跋涉於台灣的高山與溪谷時，他究竟是用什麼樣的視線去捕捉自身觸及的畫面？

事實上，《山と雲と蕃人と》一書總共收錄了八篇手記文稿，分別是〈新高南山と南玉山の登攀〉、〈新高東山の登攀〉、〈秀姑巒山脈の縱走〉、〈尖山單獨行〉、〈東郡大山塊の縱走〉、〈マリガナン山より再びマボラス山へ〉、〈卓社大山登行〉與〈新高雜記（新高地方の山と人）〉等。而這些文稿的完成時間，大多集中於昭和6年至7年（1931-1932）之間。這時，鹿野忠雄正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地理科，他利用大學二年級的暑假（1931年7月），在台灣進行了約七十天的連續登山活動，並且，提筆寫下自己縱走、攀登過程中的種種經驗、心境與觸動的想法，最後集結成《山と雲と蕃人と》。

在該書出版前夕，鹿野忠雄特別撰寫了一篇〈新高雜記〉（1941）新增於書末，而這篇文稿的內容，完整地評介了玉山與生活於其中的布農族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若是以現在的視域來看，〈新高雜記〉實則展現出另一種異時性的文化論述。此外，藉由書內文稿的時間落差，我們約略可以察覺到鹿野忠雄的精神結構的變化――他彷彿從一位對台灣山岳懷抱著憧憬、浪漫想像的年輕旅人，逐漸蛻變為思考敏銳、縝密的研究者――這也表示透過《山と雲と蕃人と》的閱讀，我們可一窺鹿野忠雄年輕時，充溢著內心感知的文學書寫。
 

值得注意的是，從鹿野忠雄對當地蕃人（也就是「布農族」）的描述，我們可以觀察他是如何透過自己筆下的「再現」，來處理自我／他者的異文化交會，以及日本／布農族異文化之間的「文化翻譯」過程。而在這樣文化相遇的狀態下，鹿野忠雄作為日本帝國子民的優越感，究竟會不會微妙地隱身在文本當中？或是，經由親身經歷的文化交涉、翻譯，終於產生某種程度的自我反省？這些提問，都是我們在閱讀《山と雲と蕃人と》這本書時，可以多加留意、思考的部份。

參考資料：

孫大川，〈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山海文化》雙月刊6期（1994.09），頁63-66。

楊允言，〈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評介《鹿野忠雄》〉，《大漢學報》15期（2000.11），頁265-276。

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台中：晨星出版社，1993.04）。

【City Cafe城市生活家：常民美味】亮晃茶光，淡約簡食：一種性靈與美感的飲／食感知。

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周作人

在城市轉角的暈黃光線下，我們與故事相遇。夜晚，潛入書店，隨意揀選座椅，離開那段童稚、單純的「聽故事」歲月越來越遠的此刻，手握一杯滋味溫潤的暖暖老茶，專注傾聽作家舒國治、茶坊主人葉東泰如實地刻觸關於生活飲／食的所知所感，分別從簡食與飲茶的經驗體悟，探索「飲食」不止於「技」之展現，更是近乎於「道」的美感層次，而那平淡且近自然的故事，更是飲食的韻味及其味外之意。

茶․茶坊․府城

以時間烘焙茶葉，我們緩緩地把故事吹開。

「奉茶」茶坊主人葉東泰迤邐鋪展出一條關於府城茶（坊）文化的歷史脈絡，敘述和茶相關的故事，從台灣飲茶的形成歷史、泡茶的講究到府城茶坊的觀察、現代複合式茶飲，偶爾吟和著文人雅士的飲茶詩句，詳盡一如府城茶史，散發出府城獨特的韻味和生活節奏。

葉東泰指出，自明、清開始，江南、閩南一帶的飲茶風尚便隨著人們渡海來台，因而傳入台灣，如同連雅堂於《劍花室詩集》所描寫的「飲茶詩」，更呈現飲茶文化具體於生活的面向，「破得工夫來瀹茗，一杯風味勝醍醐」。當時，文人雅士對於飲茶的講究，大至房間擺設氛圍，小至工具、火侯和水源（雪水、泉水）皆是不可輕忽的烹茗細節，如此費工、講究、挑剔，終成一杯佳茗。

然而，時序至今，葉東泰認為目前府城茶坊的精緻度雖不足，但特殊的人文景觀超脫於各地，尤其以振發老茶行對於茶文化的保存，充滿斑駁時間感的茶業歷史跡痕，「家植狀元榜眼探花佳種」，賣茶人以官位賦茶，體現古時之於茶葉的講究。末了，葉東泰先生邀請民眾於臘月時節一同參與「府城封茶日」，動手將茶葉彌封入茶罐內，直至十年後，重新喚醒當時封罐的茶葉，便是屬於自己獨有的老茶味道，以及一則韻味幽幽的老故事。

簡吃․真食․茶人本色

「最簡單的東西，往往最難做到好。」

作家舒國治指出，現代年輕人大多遺落了所謂的「飲食態度」，一味地追求具有強烈視覺感、毫無實質性的吃食，尤以目前連鎖速食店大量生產的餐食，「講求劃一，講求高效率收成」，外觀絢爛多彩，內在漏闕獨特滋味，乃是奢吃之炫陋；相對的，與奢吃相悖，則是簡吃所厚蘊的箇中滋味。舒國治提及一次行旅日本的經驗，民宿早餐準備的是三角飯糰，飽滿、鬆軟的白米飯食包裹著酸梅、鮭魚肉屑或醃瓜，如此簡單質樸的吃食才能讓人專注於單一食物的實質本色，更能細細咀嚼其中的超逸滋味。

迥異坊間大眾汲汲於美食，舒國治認為人們不求索「真實」的食物來由，反而囿限於美食的迷思霧障。以常民吃食而論，隨著時代變遷和大眾傳媒的盛行，獨家秘方、奇異噱頭或是評鑑制，多是流於吹捧與貶低之間的美食爭奪，忽視食物最為真實的原味初衷，赤裸裸地暴露出今昔對待食物之不同態度。藉此，映照出舒國治的飲食品味／風格／態度，已然抽離感官層面，而轉向精神性靈的審美追求──茶人本色。

事實上，飲／食的真正興味並非在於其是否為美食，而是在於品嚐常民吃食的過程中，深究其中淡雅的滋味與意涵，以及學習品味簡單樸實的飲食美感。於日常實際的生活，自持一種尋其固有之味的態度，從味蕾到精神性靈，具現「技進於道」的飲食感知。

我在成功嶺的日子。

※第91梯成功嶺心得寫作　佳作※

初抵達成功嶺時，正值冷雨霏霏。身上背負著厚重行李，準備踏下車，心情大是不同：除了不安、沉重之外，更因為陌生的環境與緊湊的行程，而多了份緊張情緒。但我依然清楚記得，當時人在車上，隔著霧氣白茫的玻璃窗向外看去，那種惘然如隔世之感。

方正的隊伍來回穿梭、踏步、移動，我們總是一邊踩著規律的節拍，一邊好奇地偷覷身邊經過的事物。或許，這就是每位役男第一天的心理狀態吧？以一種既複雜又興奮的動態認同，去服從、適應接踵而來的命令與口號；同時，行進在這種陰鬱的天氣裡，種種不確定的晴雨，反而讓人分外地耽溺往事，彷彿告別般地流連著那些已然逝去的歲月，藉以迎接、開展往後嶄新的兵役旅程。

我在成功嶺的日子，是散文、是詩的句子，也是小說未竟的故事篇章。

具體來說，這樣規律沉穩的生活步調，其實就是流暢的散文筆觸，真實且線性，從起床號到晚安詞之間不斷流轉的種種過程，都會讓人不自覺地在腦海中，書寫下這些片段、零碎的記憶或畫面。然而，在某些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們於教室前廣場反覆轉身練習基本教練，或是清掃滿地枯黃落葉所意外拾起的芬芳雞蛋花，便是詩意的觸發――我總是喜歡這樣的靜謐下午，涼風徐徐，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狗吠，張望著室外的藍空、白雲，在課閒時，彼此說說笑笑、互相捉弄，稍微放鬆緊繃的身心。那麼，關於小說，自然是潛伏於每位同隊役男、隊長身上的人生，寢室間、床位上，大夥兒細聲地交換故事，時而談起學生時代的點滴，時而滔滔說著未來的夢想計畫，一樁樁、一件件，有時甚至愉快地笑了起來，不知為什麼，這些人生故事竟能安撫著動彈不得的青春，並且，藉此想像自己正在前往異地的路上。

於是，每日往返不同地點的行進路線，也變成淺淺而嘗的晃蕩態度，期待在沿路的人生風景裡，撞見一段未知的喜悅。仔細想想，在成功嶺的日子，應該是學習如何在細微處看見美好吧？我們不只與身處環境接觸得更為密切，更會留心於身旁平凡的微小事物，如此一來，於日常實際的生活中，自己也逐漸成為成功嶺的一幅人生風景。

記一位被解聘的優秀老師。

上回，見到福岳老師，已是零九年的盛夏。

那時，是標準的南方夏天，陽光螫得皮膚發疼。我們相約在高雄美濃的一個村里活動中心碰頭，預備邀請福岳老師為美濃在地國高中生，講授一門「社區傳播」的簡單課程。當下，我們並未深聊太多，只是囫圇地吞下一碗用茄汁鯖魚烹煮的米苔目，當作簡易午餐，緊接著，就在偌大簡陋的活動中心，準時開課……。座位上的學生都聽得十分入迷，彷彿就是我大一時選修老師的「社區傳播與服務」那樣，他依然幽默風趣、談笑風生。還記得那門課在課堂學習之餘，我們更要分組前往各自選定的花蓮村落，進行一學期的不定時蹲點，最後，以各種傳播媒介來呈現成果。

對於一個大學新鮮人來說，這是多麼「熱血」的一門課，不只是理論文本的閱讀和實際案例的探討，我們更需要「走出教室」，重新碰觸現實世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語傳系」，也是我認識的福岳老師：學習、實踐與批判――我們不只是立足於「邊緣」，更藉此重新思考、批判「主流」。

一個校教評會的教師聘任制度，勢必會牽涉到「評鑑」，這也就是如何「評價」教師適用與否的關鍵問題。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不難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張瑞雄副校長的精闢意見：

「大學的目的不在發表了幾篇論文、獲得了幾個專利，而在於愛國愛人、在於窮理致知、在於厚德載物，只是這如何從SCI或SSCI等的數據中轉換得知？」（〈數據掛帥　大學如薛西佛斯〉，中國時報，2011.05.09）

「……讓本應該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並重的教師責任太偏向研究，導致大學和教授對學生的輔導和周遭的社會默不關心，大學無法成為社會的良心和帶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教界「共錯結構」　持續錯下去〉，中國時報，2011.06.06）

那麼，我們要如何重新審思一位獲得三次「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卻遭到校教評會否決的教師呢？這是不是就暗示著，東華大學已經成為副校長口中的「共錯結構」？在教學、服務、輔導，以及研究之間，學校聘用教師的考量仍然是以後者為主？那麼，著重於前者的眾多大學部學生，應該如何自處？

事實上，原住民民族學院草創之際，系上老師們紛紛超時來支援課程，就是為了讓學生們在極為困窘的學習環境下，還能夠享有多樣課程選擇的權利，領受不同學門的思考撞擊。再加上語傳系的規劃主軸，是以原住民族語言和傳播（傳播部份，當初更是由福岳老師一人負責）為主，這兩個領域都是屬於「實踐性」極高的學科，不能只是紙上談兵的空想，必須要在課後時間予以實踐。可想而知，教學的負擔，是多麼沉重累人。

那麼，作為全台灣唯一一間的原住民民族學院的教師聘用，終究還是以我們口中（甚至是副校長口中）經常批判的「主流」，來作為規範標準的話，那麼，這是不是也暗示我們：「共錯結構」已經無法避免了？還是，我們可以在「邊緣」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呢？

Suming與「海邊的孩子」（Forro Cafe場）。

一晃眼，當初向都蘭部落學長Laway訂購的自行壓製的《TOTEM 3》單曲，已經過了八、九年的時間。而且，從艾可菊斯、圖騰樂團到Suming，也幾乎橫跨了21世紀的10年代（2000-2010）。這似乎也隱喻著Suming身為「拉千禧」年齡階級的時間跡線。

前天，Suming以《Suming舒米恩首張個人創作專輯》獲得第22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昨日，他就風塵僕僕地南下台中，在Forro Cafe現身，準備在「海邊的孩子」座談分享他的音樂創作歷程，以及返回部落帶領「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的實踐過程和感想。我一直對於後者非常有興趣，因為2年前回到故鄉美濃，也參考了系上學長Besu和學姊Muni舉辦的「部落有教室」活動，還有都蘭的經驗（這個部份可以參考蔡政良，《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我和我的那些都蘭兄弟們》），而嘗試策劃一個美濃在地國高中生的暑期營隊「庄頭有教室：美濃文化體驗營」。

Suming在整場座談的分享中，先是述說自己的音樂創作歷程，然後，再導引出他是如何透過自己在音樂、戲劇領域的傑出表現加持（金曲獎、金音獎、金馬獎的光環），來攫取一些資源，進而灌注到部落裡面。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Suming並不願意去爭取主流體制或慈善團體的金錢支援，還是希望透過自己的表演，來募集「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所需要的經費，才會舉辦「海邊的孩子」巡迴演唱會與座談，藉以販售門票、周邊文化創意商品。

我認為，這或許是Suming吸引人的地方。首先，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媒介平台，透過自己的音樂創作、部落實踐，可以讓外人去認識都蘭、去認識阿美族，甚至引發「哈美（阿美族）」的文化現象。其次，他認為原住民是「活在當下」的，透過這樣「創造性（傳統）轉化」的想法，才會創作出像Kayoing以電音為主的母語音樂創作。最後，我認為Suming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創作靈感來自部落，當他看到自己的部落面臨到多數原住民部落都會遭遇到的社會問題（像是隔代教養、職業結構、人口外流等）時，就想要為正處於叛逆期、經常受人忽略的青少年（也就是Pakalungay階級），付出心力。

當座談結束後，Suming詢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大家卻凹他唱了一小段歡樂飲酒歌。等到他再次詢問時，我就舉起手問他，在「鈴噹」的MV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畫面是在夜晚的雨棚下，部落裡的人跟他討論「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還說下次不要他舉辦了之類的話語。我就想知道，這樣的活動對於部落來說，他究竟會遭遇到哪些來自部落的壓力和衝突？

Suming其實不太願意直接點明回答這個問題，畢竟，這是部落內部的事情，實在也不需要向歌迷明說，造成一些對於部落其他人的敵對意識。但，最大的衝突點，應該在於部落裡面的長輩長期受到公部門的政治籠絡，像是贊助舉辦豐年祭之類的部落活動，而那些人就拿著這幾年Pakalungay的活動成果來向公部門申請經費，而申請到的這些經費，卻完全沒有運用在真正的Pakalungay教育活動上。說著、說著，Suming就哽咽、眼泛淚光。

我想，令Suming難過的，應該就是他自己原本滿懷理想、熱情地舉辦這個活動，竟然意外造成部落內部對於資源的爭奪，其實有些不堪……。而這樣的問題，我多少可以理解，這和我在美濃親眼看到的、親身經驗到的，其實是一樣的。或許，這才是真正讓我們心寒的吧，當資源匱乏時沒人願意投入，當資源灌注進來時，卻看到大家爭食的現實人性，但礙於自己是晚輩、維護內部的穩定和平，也就把這些委屈、苦楚吞進肚裡了。

總之，我還是期待Suming在文化創意與實踐上的表現。座談結束後，Suming還是頗為樂觀地跟我說，就順其自然地做下去。我希望有一天，透過Suming，可以喚起平地人真正地去關心台灣原住民的課題，如果有那麼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