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功嶺的日子。

※第91梯成功嶺心得寫作　佳作※

初抵達成功嶺時，正值冷雨霏霏。身上背負著厚重行李，準備踏下車，心情大是不同：除了不安、沉重之外，更因為陌生的環境與緊湊的行程，而多了份緊張情緒。但我依然清楚記得，當時人在車上，隔著霧氣白茫的玻璃窗向外看去，那種惘然如隔世之感。

方正的隊伍來回穿梭、踏步、移動，我們總是一邊踩著規律的節拍，一邊好奇地偷覷身邊經過的事物。或許，這就是每位役男第一天的心理狀態吧？以一種既複雜又興奮的動態認同，去服從、適應接踵而來的命令與口號；同時，行進在這種陰鬱的天氣裡，種種不確定的晴雨，反而讓人分外地耽溺往事，彷彿告別般地流連著那些已然逝去的歲月，藉以迎接、開展往後嶄新的兵役旅程。

我在成功嶺的日子，是散文、是詩的句子，也是小說未竟的故事篇章。

具體來說，這樣規律沉穩的生活步調，其實就是流暢的散文筆觸，真實且線性，從起床號到晚安詞之間不斷流轉的種種過程，都會讓人不自覺地在腦海中，書寫下這些片段、零碎的記憶或畫面。然而，在某些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們於教室前廣場反覆轉身練習基本教練，或是清掃滿地枯黃落葉所意外拾起的芬芳雞蛋花，便是詩意的觸發――我總是喜歡這樣的靜謐下午，涼風徐徐，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狗吠，張望著室外的藍空、白雲，在課閒時，彼此說說笑笑、互相捉弄，稍微放鬆緊繃的身心。那麼，關於小說，自然是潛伏於每位同隊役男、隊長身上的人生，寢室間、床位上，大夥兒細聲地交換故事，時而談起學生時代的點滴，時而滔滔說著未來的夢想計畫，一樁樁、一件件，有時甚至愉快地笑了起來，不知為什麼，這些人生故事竟能安撫著動彈不得的青春，並且，藉此想像自己正在前往異地的路上。

於是，每日往返不同地點的行進路線，也變成淺淺而嘗的晃蕩態度，期待在沿路的人生風景裡，撞見一段未知的喜悅。仔細想想，在成功嶺的日子，應該是學習如何在細微處看見美好吧？我們不只與身處環境接觸得更為密切，更會留心於身旁平凡的微小事物，如此一來，於日常實際的生活中，自己也逐漸成為成功嶺的一幅人生風景。

記一位被解聘的優秀老師。

上回，見到福岳老師，已是零九年的盛夏。

那時，是標準的南方夏天，陽光螫得皮膚發疼。我們相約在高雄美濃的一個村里活動中心碰頭，預備邀請福岳老師為美濃在地國高中生，講授一門「社區傳播」的簡單課程。當下，我們並未深聊太多，只是囫圇地吞下一碗用茄汁鯖魚烹煮的米苔目，當作簡易午餐，緊接著，就在偌大簡陋的活動中心，準時開課……。座位上的學生都聽得十分入迷，彷彿就是我大一時選修老師的「社區傳播與服務」那樣，他依然幽默風趣、談笑風生。還記得那門課在課堂學習之餘，我們更要分組前往各自選定的花蓮村落，進行一學期的不定時蹲點，最後，以各種傳播媒介來呈現成果。

對於一個大學新鮮人來說，這是多麼「熱血」的一門課，不只是理論文本的閱讀和實際案例的探討，我們更需要「走出教室」，重新碰觸現實世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語傳系」，也是我認識的福岳老師：學習、實踐與批判――我們不只是立足於「邊緣」，更藉此重新思考、批判「主流」。

一個校教評會的教師聘任制度，勢必會牽涉到「評鑑」，這也就是如何「評價」教師適用與否的關鍵問題。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不難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張瑞雄副校長的精闢意見：

「大學的目的不在發表了幾篇論文、獲得了幾個專利，而在於愛國愛人、在於窮理致知、在於厚德載物，只是這如何從SCI或SSCI等的數據中轉換得知？」（〈數據掛帥　大學如薛西佛斯〉，中國時報，2011.05.09）

「……讓本應該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並重的教師責任太偏向研究，導致大學和教授對學生的輔導和周遭的社會默不關心，大學無法成為社會的良心和帶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教界「共錯結構」　持續錯下去〉，中國時報，2011.06.06）

那麼，我們要如何重新審思一位獲得三次「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卻遭到校教評會否決的教師呢？這是不是就暗示著，東華大學已經成為副校長口中的「共錯結構」？在教學、服務、輔導，以及研究之間，學校聘用教師的考量仍然是以後者為主？那麼，著重於前者的眾多大學部學生，應該如何自處？

事實上，原住民民族學院草創之際，系上老師們紛紛超時來支援課程，就是為了讓學生們在極為困窘的學習環境下，還能夠享有多樣課程選擇的權利，領受不同學門的思考撞擊。再加上語傳系的規劃主軸，是以原住民族語言和傳播（傳播部份，當初更是由福岳老師一人負責）為主，這兩個領域都是屬於「實踐性」極高的學科，不能只是紙上談兵的空想，必須要在課後時間予以實踐。可想而知，教學的負擔，是多麼沉重累人。

那麼，作為全台灣唯一一間的原住民民族學院的教師聘用，終究還是以我們口中（甚至是副校長口中）經常批判的「主流」，來作為規範標準的話，那麼，這是不是也暗示我們：「共錯結構」已經無法避免了？還是，我們可以在「邊緣」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呢？

Suming與「海邊的孩子」（Forro Cafe場）。

一晃眼，當初向都蘭部落學長Laway訂購的自行壓製的《TOTEM 3》單曲，已經過了八、九年的時間。而且，從艾可菊斯、圖騰樂團到Suming，也幾乎橫跨了21世紀的10年代（2000-2010）。這似乎也隱喻著Suming身為「拉千禧」年齡階級的時間跡線。

前天，Suming以《Suming舒米恩首張個人創作專輯》獲得第22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昨日，他就風塵僕僕地南下台中，在Forro Cafe現身，準備在「海邊的孩子」座談分享他的音樂創作歷程，以及返回部落帶領「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的實踐過程和感想。我一直對於後者非常有興趣，因為2年前回到故鄉美濃，也參考了系上學長Besu和學姊Muni舉辦的「部落有教室」活動，還有都蘭的經驗（這個部份可以參考蔡政良，《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我和我的那些都蘭兄弟們》），而嘗試策劃一個美濃在地國高中生的暑期營隊「庄頭有教室：美濃文化體驗營」。

Suming在整場座談的分享中，先是述說自己的音樂創作歷程，然後，再導引出他是如何透過自己在音樂、戲劇領域的傑出表現加持（金曲獎、金音獎、金馬獎的光環），來攫取一些資源，進而灌注到部落裡面。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Suming並不願意去爭取主流體制或慈善團體的金錢支援，還是希望透過自己的表演，來募集「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所需要的經費，才會舉辦「海邊的孩子」巡迴演唱會與座談，藉以販售門票、周邊文化創意商品。

我認為，這或許是Suming吸引人的地方。首先，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媒介平台，透過自己的音樂創作、部落實踐，可以讓外人去認識都蘭、去認識阿美族，甚至引發「哈美（阿美族）」的文化現象。其次，他認為原住民是「活在當下」的，透過這樣「創造性（傳統）轉化」的想法，才會創作出像Kayoing以電音為主的母語音樂創作。最後，我認為Suming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創作靈感來自部落，當他看到自己的部落面臨到多數原住民部落都會遭遇到的社會問題（像是隔代教養、職業結構、人口外流等）時，就想要為正處於叛逆期、經常受人忽略的青少年（也就是Pakalungay階級），付出心力。

當座談結束後，Suming詢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大家卻凹他唱了一小段歡樂飲酒歌。等到他再次詢問時，我就舉起手問他，在「鈴噹」的MV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畫面是在夜晚的雨棚下，部落裡的人跟他討論「Pakalungay青少年傳統教育及技藝訓練活動」，還說下次不要他舉辦了之類的話語。我就想知道，這樣的活動對於部落來說，他究竟會遭遇到哪些來自部落的壓力和衝突？

Suming其實不太願意直接點明回答這個問題，畢竟，這是部落內部的事情，實在也不需要向歌迷明說，造成一些對於部落其他人的敵對意識。但，最大的衝突點，應該在於部落裡面的長輩長期受到公部門的政治籠絡，像是贊助舉辦豐年祭之類的部落活動，而那些人就拿著這幾年Pakalungay的活動成果來向公部門申請經費，而申請到的這些經費，卻完全沒有運用在真正的Pakalungay教育活動上。說著、說著，Suming就哽咽、眼泛淚光。

我想，令Suming難過的，應該就是他自己原本滿懷理想、熱情地舉辦這個活動，竟然意外造成部落內部對於資源的爭奪，其實有些不堪……。而這樣的問題，我多少可以理解，這和我在美濃親眼看到的、親身經驗到的，其實是一樣的。或許，這才是真正讓我們心寒的吧，當資源匱乏時沒人願意投入，當資源灌注進來時，卻看到大家爭食的現實人性，但礙於自己是晚輩、維護內部的穩定和平，也就把這些委屈、苦楚吞進肚裡了。

總之，我還是期待Suming在文化創意與實踐上的表現。座談結束後，Suming還是頗為樂觀地跟我說，就順其自然地做下去。我希望有一天，透過Suming，可以喚起平地人真正地去關心台灣原住民的課題，如果有那麼一天……。

I must have been there.

沒想到，少了生祥的大竹研（Ken Ohtake）竟是這麼的動聽。

一直以來，總覺得生祥的唱腔太濃稠了，彷彿有滿溢的情感、情緒快要宣洩出來。並且，在歌唱時，吐出那些可能連美濃人都有點理解困難的客語（腔）。但這個時候，大竹研總是默默地在一旁彈奏吉他，撥弄弦音，往往我們僅存的注意力，只能全部寄放在生祥獨特、滑動的聲腔上。我對於生祥的評價，時好時壞，總是在美濃夏日的稻田阡陌，想要哼唱一首輕鬆舒服的曲調時，必定不會是生祥的作品。這或許也是他定位過於鮮明（世界音樂、社運特質）的某種境況。

昨晚，散步到家附近的7-11取博客來訂購的大竹研專輯《I Must Have Been There》。夜半播放，讓我有種趨於「啟發」的情緒，不知道開啟的究竟是什麼？但清楚的是，可以感受到大竹研吉他聲中，一種平淡卻幽遠的空靈詩意與柔情。

深夜，充溢著情感的吉他聲，迴盪在點了一盞檯燈的房內，像水一般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