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見到福岳老師，已是零九年的盛夏。
那時，是標準的南方夏天，陽光螫得皮膚發疼。我們相約在高雄美濃的一個村里活動中心碰頭，預備邀請福岳老師為美濃在地國高中生，講授一門「社區傳播」的簡單課程。當下，我們並未深聊太多，只是囫圇地吞下一碗用茄汁鯖魚烹煮的米苔目，當作簡易午餐，緊接著，就在偌大簡陋的活動中心，準時開課……。座位上的學生都聽得十分入迷，彷彿就是我大一時選修老師的「社區傳播與服務」那樣，他依然幽默風趣、談笑風生。還記得那門課在課堂學習之餘，我們更要分組前往各自選定的花蓮村落，進行一學期的不定時蹲點，最後，以各種傳播媒介來呈現成果。
對於一個大學新鮮人來說，這是多麼「熱血」的一門課，不只是理論文本的閱讀和實際案例的探討，我們更需要「走出教室」，重新碰觸現實世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語傳系」，也是我認識的福岳老師：學習、實踐與批判――我們不只是立足於「邊緣」，更藉此重新思考、批判「主流」。
一個校教評會的教師聘任制度，勢必會牽涉到「評鑑」，這也就是如何「評價」教師適用與否的關鍵問題。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不難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張瑞雄副校長的精闢意見：
「大學的目的不在發表了幾篇論文、獲得了幾個專利，而在於愛國愛人、在於窮理致知、在於厚德載物，只是這如何從SCI或SSCI等的數據中轉換得知？」（〈數據掛帥 大學如薛西佛斯〉，中國時報，2011.05.09）
「……讓本應該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並重的教師責任太偏向研究，導致大學和教授對學生的輔導和周遭的社會默不關心，大學無法成為社會的良心和帶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教界「共錯結構」 持續錯下去〉，中國時報，2011.06.06）
那麼，我們要如何重新審思一位獲得三次「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卻遭到校教評會否決的教師呢？這是不是就暗示著，東華大學已經成為副校長口中的「共錯結構」？在教學、服務、輔導，以及研究之間，學校聘用教師的考量仍然是以後者為主？那麼，著重於前者的眾多大學部學生，應該如何自處？
事實上，原住民民族學院草創之際，系上老師們紛紛超時來支援課程，就是為了讓學生們在極為困窘的學習環境下，還能夠享有多樣課程選擇的權利，領受不同學門的思考撞擊。再加上語傳系的規劃主軸，是以原住民族語言和傳播（傳播部份，當初更是由福岳老師一人負責）為主，這兩個領域都是屬於「實踐性」極高的學科，不能只是紙上談兵的空想，必須要在課後時間予以實踐。可想而知，教學的負擔，是多麼沉重累人。
那麼，作為全台灣唯一一間的原住民民族學院的教師聘用，終究還是以我們口中（甚至是副校長口中）經常批判的「主流」，來作為規範標準的話，那麼，這是不是也暗示我們：「共錯結構」已經無法避免了？還是，我們可以在「邊緣」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呢？
那時，是標準的南方夏天，陽光螫得皮膚發疼。我們相約在高雄美濃的一個村里活動中心碰頭，預備邀請福岳老師為美濃在地國高中生，講授一門「社區傳播」的簡單課程。當下，我們並未深聊太多，只是囫圇地吞下一碗用茄汁鯖魚烹煮的米苔目，當作簡易午餐，緊接著，就在偌大簡陋的活動中心，準時開課……。座位上的學生都聽得十分入迷，彷彿就是我大一時選修老師的「社區傳播與服務」那樣，他依然幽默風趣、談笑風生。還記得那門課在課堂學習之餘，我們更要分組前往各自選定的花蓮村落，進行一學期的不定時蹲點，最後，以各種傳播媒介來呈現成果。
對於一個大學新鮮人來說，這是多麼「熱血」的一門課，不只是理論文本的閱讀和實際案例的探討，我們更需要「走出教室」，重新碰觸現實世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語傳系」，也是我認識的福岳老師：學習、實踐與批判――我們不只是立足於「邊緣」，更藉此重新思考、批判「主流」。
一個校教評會的教師聘任制度，勢必會牽涉到「評鑑」，這也就是如何「評價」教師適用與否的關鍵問題。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不難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張瑞雄副校長的精闢意見：
「大學的目的不在發表了幾篇論文、獲得了幾個專利，而在於愛國愛人、在於窮理致知、在於厚德載物，只是這如何從SCI或SSCI等的數據中轉換得知？」（〈數據掛帥 大學如薛西佛斯〉，中國時報，2011.05.09）
「……讓本應該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並重的教師責任太偏向研究，導致大學和教授對學生的輔導和周遭的社會默不關心，大學無法成為社會的良心和帶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教界「共錯結構」 持續錯下去〉，中國時報，2011.06.06）
那麼，我們要如何重新審思一位獲得三次「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卻遭到校教評會否決的教師呢？這是不是就暗示著，東華大學已經成為副校長口中的「共錯結構」？在教學、服務、輔導，以及研究之間，學校聘用教師的考量仍然是以後者為主？那麼，著重於前者的眾多大學部學生，應該如何自處？
事實上，原住民民族學院草創之際，系上老師們紛紛超時來支援課程，就是為了讓學生們在極為困窘的學習環境下，還能夠享有多樣課程選擇的權利，領受不同學門的思考撞擊。再加上語傳系的規劃主軸，是以原住民族語言和傳播（傳播部份，當初更是由福岳老師一人負責）為主，這兩個領域都是屬於「實踐性」極高的學科，不能只是紙上談兵的空想，必須要在課後時間予以實踐。可想而知，教學的負擔，是多麼沉重累人。
那麼，作為全台灣唯一一間的原住民民族學院的教師聘用，終究還是以我們口中（甚至是副校長口中）經常批判的「主流」，來作為規範標準的話，那麼，這是不是也暗示我們：「共錯結構」已經無法避免了？還是，我們可以在「邊緣」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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