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介臺灣省教育會，《兒童劇選》。

書名：兒童劇選

編者：臺灣省教育會、黃鷗波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年月：民國37年12月初版

假如這個時代的文學史還值得一寫的話，寫這部文學史的人將發現我們所受的影響很複雜。──夏濟安（1916-1965）

關於戰後初期（1945-1949）的臺灣文化場域，一直是處於清理與重整交錯的變動狀態。並且，與外部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密切相關。

自1945年8月，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立即遣派陳儀來台，設置一個極為特殊的統治機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進行接管與重建的工作──其中，在文化層面上，最為關鍵的治理概念，就是「去日本化」以達到「再中國化」的目的。具體地說，在1945年3月頒布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裡面，就已清楚地點明：「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可以想見，在這樣接管臺灣的中國國族潛意識下，自然是將日本統治、殖民過的臺灣，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遺毒」或「奴民」，必須全面、徹底地肅清：「本省過去日本教育方針，旨在推行『皇民化』運動，今後我們就要針對而實施『中國化』運動。」

而這個「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是以語言、文字與歷史為重點推動項目，其中，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具體實施方案，便是「國語推行運動」與三民主義的教育。事實上，1945年12月31日，陳儀就透過廣播向全島發佈「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他明確地表示：「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應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間，加緊教學。」因此，這樣由官方體制全力主導的教育與文化政策，對於戰後初期臺灣文化場域的形構、掌控，或是日後我們在反省種種文化課題時，皆具有無法抹滅的深刻影響。

藉由這幅時間布幕的搭建，我們便不難理解「1948年5月臺灣第一場兒童劇場的公演」的歷史情境與文化問題。事實上，這場由臺灣省教育會（該會於1946年6月16日成立，首任理事長為游彌堅）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辦的「兒童話劇試演會」，分別有永樂國校演出的「悔悟」、太平國校演出的「吳鳳」、大橋國校演出的「學生服務隊」、日新國校演出的「我愛祖國」等劇目。並且，在演出結束後，由黃鷗波（1917-2003）將這些劇本選編成《兒童劇選》一書，交由東方出版社印製、出版。

《兒童劇選》一書中，總共收錄了蕭良政〈我愛祖國〉、吳慶堂〈悔悟〉、黃鷗波〈共同協力〉與魏訥〈學生服務隊〉等四篇簡短、精要的劇本。而這些演出劇目的表達核心，幾乎與當時官方所宣導、施行的國語和三民主義教育，還有中國文化意識型態，完全符合，甚至還以「國語推行運動」作為這場兒童話劇演出成效的預設目的。在《兒童劇選》的序言中，編者就開宗明義地陳述：「在推行國語來說，能夠把學校裡的國語，帶上感情和動作，變成社會生活上的日常語言，也就是普及國語方面的一個實驗。……更要緊的是，這批小朋友們成人後；在十年八年的將來，如歌仔戲文明戲等類，我們所嘆息不已要改革的低級藝術，因為我們九牛一毛的力量沒法推倒的舊形式娛樂，就會被它所遺棄，用不著我們去費力，自然地沒落消滅。」

而如同序言所表述的教育策略，更完全呈顯在〈學生服務隊〉的創意發想當中。這齣戲，主要是講述一群滿懷理想的莘莘學子，利用暑假的空閒時間，奔走大街小巷、聚集人群，在街頭開設課程，熱心教導一般大眾學習注音符號與四聲調，並且，過程中還不時地穿插「注音符號歌」、「國語運動歌」、「大家齊來學國語」等合唱歌曲，藉以宣揚「國語推行運動」的意義目的。此外，在〈我愛祖國〉的劇本裡面，更呈顯出戰後初期「再中國化」的文化意識型態――從賤斥臺灣為奴化遺毒、「不自由勿寧死」的反共意識，到回歸祖國的文化認同――這些意識型態隱而不顯地潛伏於劇中人物的塑造與對話，像是該劇就安排了一位「服裝華麗些，有點公子哥兒派，中日本的毒很深」的男孩為負面角色，似乎頗有醜化日本之嫌；或是劇裡出現「只有做日本人走狗的，才說日本人好，不做走狗的，都不這麼說」、「咱們臺灣又回到中國的懷抱來了，因為中國是臺灣嫡親的媽媽」，以及「再窮，再苦的媽媽，還是咱們的媽媽」等具有強烈國族意識的對話。

最後，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兒童劇選》一書的編選單位「臺灣省教育會」與出版單位「東方出版社」，其實都分別反映出戰後初期臺灣文化場域的「重整」狀態。事實上，「臺灣省教育會」與集結臺灣本地知識份子的「臺灣文化協進會」，是在同一天、同一地點雙雙成立的，而兩者皆推舉游彌堅擔任理事長；同樣地，「東方出版社」也是由臺灣本地知識份子共同集資、創立而成，以推展國語文教育、傳揚中華文化為出版社的目標，當時的參與者有游彌堅、林呈祿、黃純青、黃得時、陳逢源等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游彌堅對於「國語推行運動」的熱烈回應，其實是出自於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囚禁數月，清楚體認到「文化與教育的差距，會鑄成歷史的錯誤」的衝突，因而積極投入戰後初期官方國語教育的推動。

或許，透過《兒童劇選》的細心閱讀，我們不只可以觀察到「國語推行運動」的全面性動員，還有背後隱藏的中國文化意識型態，更可以藉此思考、反省臺灣本地知識份子如何回應「再中國化」的文化認同難題。

參考資料：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34年3月14日侍奉字15493號總裁（卅四）寅元侍代電修正核定〉，收入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12），頁49。

〈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三十四年除夕廣播〉，收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1輯（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05），頁41-45。

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臺北：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08），頁148-15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2），頁26-39。